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蘇東坡建“方艙醫院”,是曾經真實存在的嗎?

2020-04-2007:55:10來源:北京青年報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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▲宋代藥坊

▲蘇東坡

▲葉天士

▲吳又可

疫情是歷史的一道疤痕,所有親歷者都不會忘記有關于疫情的一幕幕??v觀古代有關于描寫疫情的文學作品,從文字中就能感受到當時人們的驚慌與恐懼,在這些文學作品的背后,我們也看到了一個個定格在歷史時光里的抗疫英雄。

蘇東坡發毒誓求藥方,建“方艙醫院”

沈括的為人在歷史上備受爭議,但他的才學卻是有目共睹的,他曾在《夢溪筆談》里描述過江南的疫情,而抗疫的主角,正是我們熟悉的蘇東坡。

在蘇東坡的人生中,曾參加過兩次抗疫。

第一次是在元豐三年(1080年),蘇東坡剛被貶到黃州,也就是如今的湖北省黃岡市,當時的黃州正在經歷一場瘟疫。

蘇東坡在當地是個微不足道且受監視的小官,但他仍然以抗疫為己任,獻出一張名為“圣散子方”的藥方。

藥方的主人是蘇東坡老家眉山的名醫巢谷,這張藥方是巢谷的祖傳秘方,但巢谷的祖上有個規定,這張藥方不得傳于外人。

蘇東坡心想:要不,我求求他?

巢谷告訴蘇東坡:這個世界是守恒的,總有一些人要得這個病,你如果治好了他們,這些病以后都是你一個人得!

蘇東坡不在意,他繼續求巢谷,巢谷最終被蘇東坡的再三懇求而感動,但他很傲嬌地對蘇東坡說:你現在指著江水發毒誓,永遠不將此藥方傳授給他人!

蘇東坡照著做了,但僅僅只是發了毒誓,藥方一到手,立馬就去救人。吃了這個配方的患者,大多數都痊愈了,這一成果被蘇東坡記錄在《圣散子敘》里:謫居黃州,比年時疫,合此藥散之,所活不可勝數。

后來,這張方子又被蘇東坡傳給了龐安時,龐安時將此方收錄于《傷寒總病論》里,蘇東坡專門為此作敘。而巢谷也并沒有因此跟蘇東坡絕交,在蘇東坡被貶儋州之時,年過古稀的他還要跋山涉水去看他,只可惜在半道上去世了。

關于蘇東坡第二次抗疫,《宋史·蘇軾列傳》里有這樣一段記錄:

既至杭,大旱,饑疫并作。軾請于朝,免本路上供米三之一,復得賜度僧牒,易米以救饑者。明年春,又減價糶常平米,多作饘粥藥劑,遣使挾醫分坊治病,活者甚眾。軾曰:“杭,水陸之會,疫死比他處常多。”乃裒羨緡得二千,復發橐中黃金五十兩,以作病坊,稍畜錢糧待之。

這一年是元祐四年(1089年),蘇東坡去杭州當了市長。當時的杭州,也遇上了一場瘟疫,因為有過之前的抗疫經驗,蘇東坡先是用“圣散子方”穩定了一部分患者的病情。但這場瘟疫有點嚴重,確診病例每天都在新增,不是“圣散子方”這一藥方就能解決的,于是蘇東坡開啟了一系列的抗疫行動。

蘇東坡先向朝廷請示,免去“本路上供米三分之一”,減去進貢大米的三分之一,這個舉措相當于如今國家在疫情期間給企業減稅減社保。

又“復得賜度僧牒,易米以救饑者”,需要救助的患者太多了,沒有足夠的資金怎么辦呢?在宋代,僧人不是剃個光頭就可以當的,必須要有國家頒發的從業證書,而這個證書就被稱之為“牒文”,有了這個證書,就可以享受國家對僧人的補助政策。蘇東坡很會變通,用這個指標換取了一些大米,以救助在饑寒交迫中的患者。

到了第二年春天,蘇東坡又把常平倉的大米拿出來半價售賣,用來煮粥和熬藥。不僅如此,他還“遣使挾醫分坊治病,活者甚眾”。蘇東坡帶著醫生走訪確診病患的家宅,進行上門治療服務,為此很多患者都康復了。

熟讀醫書的蘇東坡深知瘟疫的傳染性,認為杭州是水陸之會,輸入病例一多,傳染性就大,確診病例死亡的幾率也會隨著增大。于是他向社會募捐了兩千余緡,感覺好像還不太夠,又從自己的私房錢里拿出來五十兩黃金,用來建了一個“方艙醫院”,集中對病患進行治療。

這個“方艙醫院”,蘇東坡給它起了個好聽的名字,叫“安樂坊”。

安樂坊在疫情期間,收治貧困的確診病人,“以僧主之”,主要是讓僧人進行管理安排。而這些確診病人的收治也很有條理,并不是將他們一窩蜂地安排在一起,而是“宜以病人輕重而異室處之,以防漸染”,根據被感染患者的癥狀與輕重安排病房,防止交叉感染,直到這些確診的被感染患者痊愈后,才可離開。

有人會問:誰都可以被安樂坊收治么?

答案是肯定的,只要是在境內發現被感染,都有資格進入安樂坊集中收治。

經過三年多的治療,杭州當時流行的那場瘟疫才被控制住,后來朝廷覺得蘇東坡這個舉措很有成效,于是被國家多次采納,并且更名為“安濟坊”。

當安樂坊成為“安濟坊”以后,確診病人享受的國家福利更加豐富,不僅有醫護人員,還有廚師、專門喂養被感染兒童的乳母,以及相當于我們如今醫院保潔員的“使女”,可見宋朝對于疫情極為重視。

那以后,安濟坊享受國家經費補貼,在此工作的醫師享有編制待遇,被賜予了“紫袍”,這也是方艙醫院最初的原型。

而蘇東坡的這些醫學理論,被沈括集成了一套醫書,也就是后來的《蘇沈良方》。

明代崇禎年間瘟疫,吳又可著《瘟疫論》

清代有個明末遺民,化名為花村看行侍者,他寫了一部回憶錄《花村談往》,其中關于明代崇禎年間的瘟疫,提及了幾個很可怕的瘟疫死亡案。

比如兩個小偷去一家因瘟疫而死絕的大戶人家偷竊,原本想著大發一筆橫財,倆人說好一個負責偷,另一個負責接應,結果負責接應的小偷東西還沒摸到手,人已經當場死亡了。

又比如兩個好朋友,共騎一匹馬,坐在后面的人跟前面的人說了個笑話,結果前面的人沒有任何反應,仔細一看,人已經死了,而馬鞭還揚在半空中。

最慘的還是一對新婚夫婦,夫妻拜堂成親后,坐于新房帳中,很久沒有出來。家里人一掀開帳子,發現夫妻倆早已死亡,床頭兩邊各躺一個。

這些瘟疫死亡案絕不是空穴來風,還有一些明代小說,如《剪燈馀話》《情史》《金瓶梅詞話》《東周列國志》等,有的是以瘟疫為背景,有的是以瘟疫為題材,這些文學作品都有一定的史實背景,在《明史》中都有跡可循。

據《漢南續郡志》記載:“崇禎元年,全陜天赤如血。五年大饑,六年大水,七年秋蝗、大饑,八年九月西鄉旱,略陽水澇,民舍全沒。九年旱蝗,十年秋禾全無,十一年夏飛蝗蔽天……十三年大旱……十四年旱。”

可以說從明代崇禎元年(1628年),明思宗朱由檢登基開始,災難就沒有停歇過,饑荒、洪澇、蝗災、旱災……百姓們過得流離失所,凄慘到什么樣呢?

陜西巡按馬懋才在《備陳大饑疏》里記載過這樣一個片段:當時的災民先是搶奪山上的蓬草吃,吃完蓬草吃樹皮,吃完樹皮又吃土,最終因為樹皮泥土不消化,腹脹而死,死亡率極高。

崇禎十四年七月七,疫情從河北蔓延到了北京,這個疫情的病毒叫“疙瘩病”,據說只要身上起了一塊紅疹子,就再也無藥可救,只能等死。

狡猾的“疙瘩病”還沒結束,崇禎十六年八月,天津又暴發了鼠疫:上天降災,瘟疫流行,自八月至今(九月十五日),傳染至盛。有一二日亡者,有朝染夕亡者,日每不下數百人,甚有全家皆亡不留一人者,排門逐戶,無一保全。

這個疫情極為嚴重,傳播速度極快。有的人被感染,一兩天后就去世了,而有的人早晨被感染,晚上就死亡,每天新增死亡人數不下一百,甚至很多人家都死絕了,沒有一個幸存者。

在這樣一場慘烈的疫情里,出現了一位抗疫英雄:吳又可。

電影《大明劫》中,就以吳又可為男主角,講述了明末的劫難。吳又可生于明代末年,他在《瘟疫論》原序中提到:崇禎辛巳,疫氣流行,感者多,于五六月益甚,或合門傳染。其于始發之時,每見時師誤以正傷寒法治之,未有不殆者……醫者彷徨無措,病者日近危篤。病愈急,投醫愈亂。不死于病,乃死于醫;不死于醫,乃死于古冊之遺忘也。

崇禎年間的疫情太嚴重了,感染者眾多。但在疫情剛開始的時候,很多醫生都以傷寒法治療,根本不是對癥治療,于是疫情無法得到控制,被感染的人越來越多。

正因此,吳又可努力鉆研,寫下了《瘟疫論》。這本著作從根本上分析了瘟疫與傷寒的區別,提出了“戾氣”的概念,認為瘟疫就是由“戾氣”產生的,也就是如今我們所說的病毒。

在四百多年前,吳又可就認為“戾氣”主要是從口鼻輸入體內,而傳播方式為人傳人、物傳人以及病毒引發多種疾病并發死亡……這些觀念,對于我們現代疫情的防控也有著很好的參照作用。

同時,吳又可還研發出了特效藥“達原飲”,由檳榔、厚樸、草果、知母、芍藥、黃芩、甘草七味藥組成,用于瘟疫或瘧疾。服用之后可以使人體的“戾氣”退去,渾身發熱,從而漸漸地康復痊愈。

清代瘟疫多發,出現了“溫病四大家”

在清代幾乎所有的白話文小說里都描寫到了瘟疫,如《鏡花緣》中提到了天花,《黑藉冤魂》里寫到了鼠疫,而《子不語》里又寫了瘧疾……據《清史稿·災異志》里記載,當時清朝發生的大小瘟疫,加在一起有149起。

從清代描寫到瘟疫的小說中看,描寫最多的是天花。

天花在清代又被稱為“痘”,《鏡花緣》中就曾描寫到這種“痘”。當時的人們對“痘”的恐懼極強,以至于在民間常建痘疹娘娘祠,還有了祭拜痘疹娘娘的民俗,以求全家平安。

天花是一種非常古老的急性傳染病,電視劇《還珠格格》第三部的時候,紫薇的兒子東兒就曾得過天花。劇中的東兒在得天花之時,高燒不退、渾身沒力氣、嘔吐不止,身上還出現了紅疹子……這就是天花的典型癥狀。

回顧整個清朝,順治帝、同治帝死于天花,而康熙、咸豐也曾得過天花,單是帝王就占了四人,更別提其他的皇室子弟和民間百姓了!

康熙帝因為親身經歷過,所以對于天花的防護非常謹慎。當時在太醫院設立了“痘疹科”,全國各地廣征名醫會診,同時設立了“查痘章京”,嚴格防控輸入病例。

因為帝王對天花的重視,有個叫傅為格的人,研制出了種痘之術:讓種痘者先輕微地感染上天花的癥狀,然后再出天花,最后通過治療痊愈后,種痘者身體里就有了對天花的免疫力。雖然也有種痘失敗的死亡病例,但最終種痘還是成為一種正式的制度。

清代除了天花以外,民間多發瘧疾、鼠疫等等,如光緒二十八、二十九年蘇南、杭州疫疾,如清末東北鼠疫、安東霍亂……這些疫情傳播速度都極快,造成了很多死傷。

或許是“亂世出英雄”,肆虐的瘟疫讓很多醫者按捺不住懸壺濟世的心,于是清代出現了“溫病四大家”:葉桂、薛雪、吳瑭、王士雄。

其中最具傳奇色彩的是葉桂,很多古裝劇里稱他為“葉天士”,他生于康熙五年,逝世于乾隆十年,享年79歲,這在古代是絕對的高壽。

葉桂對于時疫的治療最為擅長,也是中國最早發現猩紅熱的人,可以說葉桂是溫病學的奠基人。他的醫學著作除了家喻戶曉的《溫熱論》以外,還有《臨證指南醫案》《未刻本葉氏醫案》等將近十多部醫書。

葉桂在這些醫學著作里,分析了病變的發展,給出了診斷依據,還有一些臨床試驗結果,這讓治療溫熱病有了大量的醫學基礎。因為葉桂對疫情治療的獨到,在清代形成了一個醫學流派,即“葉派”。葉桂作為導師,將自己的醫學知識都傳授給了他的學生,也是受他的影響,清代以后,研究溫病的醫者越來越多,對近代中醫學都產生了極為深遠的影響。

疫情的出現讓無數個生命驟然消失,但無論它有多可怕,總有人在拼盡全力驅逐它,在古代如此,在現代更是如此。

文并供圖/金陵小岱

責任編輯:張琳(EN049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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